华东交大是如何从上海迁到江西南昌的？这三位老前辈不应该忘记。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历时3个月零17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期间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为了贯彻文件精神，会议对高等院校的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时国内共有417所高等院校（不包括艺术院校），计划保留308所，合并43所，撤销45所，改中专18所，改工厂3所，同时新增7所，学校管理遵循“既要反对‘条条专政’，又不要撒手不管”的原则，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实行以“块块为主”的管理体制，同时对旧的专业内容进行改造，会议于1971年7月30日出台了《关于高等院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的意见》，在附件“高等院校调整名单”中，上海铁道学院被列为迁出院校，并注明“迁江西，改名华东交通大学”，在另一份附件“面向全国的院校、专业对口表”中，华东交通大学名下列出了“铁道信号、铁道有线通信、铁道运输、内燃机车（由上海交大调入）、铁道车辆（由上海交大调入）、电力机车（由上海交大调入）、铁道工程（由同济大学调入）”等7个专业，全部对口交通部，由此可见，华东交通大学是按照设想，以上海铁道学院为主体，经过重组并得到加强的一所全新的学校。

虽然《关于高等院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的意见》是首次提出组建华东交通大学的文件，但因为“中央不做正式批准，交由地方试行”，所以发文的时间（1971年7月30日）并没有最终成为华东交通大学的校庆日，1971年9月22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了（71）国发文69号《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六所高等院校的体制调整和领导关系问题的通知》，才正式“决定将上海铁道学院迁往江西”，就法律的效力而言，国务院、中央军委的文件更具有权威性，把发文时间（1971年9月22日）定为学校的建校日似乎更为合理，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这份对华东交大来说极其重要的文件中并没有出现“华东交通大学”的字样，关于高等院校调整、管理体制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仍然是一份标志性的文件，它相当于华东交通大学的“出生证”。

上海铁道学院虽然地处上海，但隶属于交通部，是重点调整的对象，甚至有一种说法，如果不迁出，上海铁道学院就将关门，这急坏了交通部负责铁路高校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愿意看到一所好端端的学校就此消失，于是四处游说，从布局的需要出发，最有可能接收这所学校的应该是上海周边的几个省份，但它们并不积极，提出各自的困难，最为集中的理由竟是物资匮乏，无力解决几千号人的吃饭问题，不过也有例外，最终同意接收的只有江西省，这其中的缘由与一位开国将军不无关系，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赖传珠。

赖传珠（1910--1965），号鹏英，江西省赣县人，1928年2月18日参与领导赣县大埠武装暴动，1928年3月随毛泽东上井冈山，长征抵陕北后，任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代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四十三军政治委员、第十五兵团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沈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等，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2009年，我前往西南交通大学拜访老领导李全圣，听他说：赖传珠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经过他的努力在家乡建一所高校，这个夙愿最后由他的妻子孙湘几经努力才得以实现，上铁院决定搬迁时，孙湘任铁道部军管会政工组副组长，至少可以这样说，由于她起到的关键作用，华东交通大学才最后确定在江西建校。

孙湘，河北省定县人，1915年生，1932年在河北省定县简易师范参加革命活动，1936年在陕西省保安抗大学习，1938年任南昌市工作委员会委员，1942年任新四军卫生部总支书记，协理员，1948年任东北铁道学院辅导处长，曾任铁道部统计局局长、教育局长，1968年任军管会政工组副组长，1973年交通部人事局长，1978年交通部党组成员，1979年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党组成员（副部级），1980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3年离休。

赖传珠与当时分管江西教育工作的黄知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当孙湘把华东交通大学在江西办学的意愿告诉黄知真后，立即得到了江西省革委会的支持，黄知真说：“华东交大迁来江西，我们欢迎，将来对我省科教事业发展大有好处，华东交大除了设置铁路专业外，我们还希望能够增设工民建和公路工程两个专业，为江西多培养些人才。”

在江西省的要求下，华东交通大学规划方案将原来的7个专业扩大为9个，增添了工民建和公路工程两个专业，这也部分解答了华东交大创办最早的专业为什么不是铁路专业的疑问。